我不知道能不能大言不慚地說我們是好朋友，儘管看來似乎無所不言，然而往往在某個瞬間，才發現自己已經遲到了太多，而他依舊不改嬉笑的外表，站在老遠處對我招手。他永遠不會默默地背向我們，將我們甩在身後。但是當我自以為追趕上了，又落入了循環，另一次趕不上的悲哀。
（就像關於他父親的事。）
收到他寄給大家的首映會電子郵件，仍是一派輕鬆的語調：「我是阿東！我終於把海報跟DM完成了！」文字下面是演員辜和樂團舞者JOYCE坐在沙發上的照片，光線溫黃而煽情，場景位於迪化街的工作室。也許是因為擠著兩個人的緣故，那張沙發看起來比實際上的還要小，我甚至不敢確定，這是不是那張我曾因為喝了過多紅酒而趴在上頭嘔吐，且坐墊中央綻開了一條縫露出內裏海綿的破舊人造皮沙發？
連結到公視記錄觀點的網頁，文字簡單敘述著這兩個女人、這部紀錄片，以及一旁的導演隨筆：「⋯⋯或許那天帶著父親遺照回家的路上，我才真正存在吧⋯⋯帶著父親告別式要用的放大照片回家，置於摩托車前，前進的氣流不斷將相片往後吹，頂於兩腿之間，騎起來頗為困難⋯⋯我拍過的人他們都還好嗎？還是繼續痛苦地活著？但我肯定忘不了罩著相片的大型塑膠袋，在風中啪啦啪啦的聲音⋯⋯」在那些我所陌生的情緒裡，感覺到了自己的崩潰，深陷在已經溶化的、再也找不到支點的最底層。
（我承認我總是不斷地錯失。）
去年夏天，他剛從軍中退伍，我們在延吉街地下室阿梁姐的酒吧碰了面，其實他應該是有些焦躁吧？可是在啤酒一罐接一罐的氣氛下，我們很快的逃離了關於現實生活經濟的難堪。他說，也許會拍個有關台北都會女性的片子。那時的我仍未拆卸下齒列矯正牙套，「來拍我吧，」我轉身帶上了全套的矯正裝備說，他笑了笑，不久我就默默地取下這些可笑的東西。隔了幾天，在我上完法文課的一個晚上，我和他、路兒，以及第一次認識的辜在師大巷子裡的「巫雲」，喝著台灣啤酒，聽汪峰的「晚安北京」。我的日記是這麼寫的：
「⋯⋯愈晚，連工讀生都走了，只剩下自己人：我，路兒，貍貓，掌店的老伍，還有一個特別的女人，辜。不知道為什麼，我這兩年認識了兩個姓辜的人，明明是多麼稀有的姓氏呵，我老想著，他們與彰化的那個大家族是否留著同的血液。『我好快樂耶！』辜就著啤酒吞下我的百憂解後說。我把身上僅有的三顆給了她。如果可以，我很想給她一整片一整盒，我喜歡面前這個有點歇斯底里，卻又可愛純真的女人⋯⋯。」
之後我提前離開那燈光昏黃煙霧繚繞的小店舖，獨自走在惹人冒悶汗的夏夜。也許肇因就是在那一晚吧，我錯過了某個關鍵，於是拿著一大串不合的鑰匙，企圖重新開啟那扇門卻總是徒勞無功。過了三個月，我的生日聚會上，他告訴我，他已經在拍辜和JOYCE了，還有「我父親正在作化療」。他送我坐上回家的計程車後，我的頭靠在車窗上，看著後照鏡逐漸遠去的霓虹燈光，有一股衝上眼眶的熱流一直湧出。不知我是在忌妒他鏡頭下的每一個身影，還是因為他父親。
好幾年前我還在唸大學時，有陣子常常藉故晃到他家吃晚飯，他父親下了班之後會脫下西裝褲，只著一條寬鬆的四角內褲坐在客廳看電視。好幾次我不意闖入，他父親會趕忙拿長褲遮住下半身，並且尷尬地笑。他父親身材厚實，表情和善，有時我會懷疑，我是不是近乎惡意地希望遇見他父親措手不及而靦腆的笑容？
距片子殺青不久前的某個深夜，我因為SARS風暴無法取得留學的赴法簽證，心情鬱悶在台北城交界的堤岸外河畔喝著酒。他指著如蔓生觸手般貫穿城內城外的橋樑群和閃爍不絕的燈火，還有辜在對岸遠處的公寓小套房。我著迷地聽著善於說故事的他講著大學時代冬晨騎摩扥車過河去縣外唸書的往事，省道隆隆凶惡的砂石車，無預期突然墜下的紅綠燈⋯⋯「你父親，還好吧？」我沒頭沒腦突然迸出這句話。「今年三月過世了。」他說，夜太深了，我看不到他臉上是否有情緒變化，甚至無法察覺是否有音調起伏。可我總是一再錯失某些時刻，所以遲鈍似乎可以被原諒。我把啤酒空罐和揉爛的空菸盒全扔向前方的幽黯河流，不知道會不會出海？還是讓水邊蔓蔓雜生的野草長鬚浮根給糾結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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